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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讲坛】中国现代雕塑:站在东西交汇点上

时间:2024-07-10作者: 欧宝平台注册app正版下载

  著名雕塑家,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副院长,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雕塑学会会长,上海美术学院院长。代表作包括《鉴湖三杰》《梁山好汉系列》《精灵系列》《莲系列》《大觉者》等。

  关于中国现代雕塑的发展历史,目前学界有“三代人”的说法:第一代人是刘开渠、滑田友、萧传玖等民国时期的雕塑家,这批雕塑家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,他们将一种新的雕塑样式引入了中国,开启了中国现代雕塑之路。第二代是潘鹤、钱绍武、沈、叶毓山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涌现出来的雕塑家,他们是第一代人的学生。在时代的机遇下他们集体发轫,巩固并推动了中国雕塑的发展。第三代人则是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活跃的一批雕塑家,他们对中国雕塑进行了多方向、多维度的探索,极大地拓展了中国雕塑的内涵与外延。

  回首中国雕塑的发展,一直围绕两个基本问题。一是西式雕塑作为外来样式与本土文化和民族雕塑传统的关系问题。从刘开渠先生起,很多老艺术家就在致力于雕塑的民族化、本土化,这是一种与生俱来文化情结。在短短数十年中我们从写实到变形,从抽象到观念,从借鉴模仿到探索革新,几乎把西方近百年来的雕塑发展样式演示了一遍,中国雕塑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发展。这是个螺旋上升的过程,时至今日依然要审视和面对本土化的关系问题。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,幸运的是还有很多同行也在这条路上,比如:文楼、田世信、傅中望、陈云岗、霍波洋等,也包括很多年轻人比如冯崇利等,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当然,这并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代人能够实现的事,它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,要求我们不懈地努力。

  二是雕塑与公众关系的问题。雕塑的价值在于公共,这是由其艺术性质来决定的。就中国雕塑这一百年的发展来看,雕塑毫无疑问是一个小众文化,大部分情况下它的传播和影响都局限在专业内,尽管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雕像、浮雕壁画或城市雕塑,但是民众对雕塑的了解也基本止步于此。进入到新千年之后,雕塑家走出了工作室,特别是最近十年,学院师生走出校园,到工厂、乡村、公司进行考察、创作和教学、实习的情况慢慢的变多,当代雕塑的公共化或者公共雕塑的当代化开始真正迎来了其成熟期。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明显的转变:首先是已往的一些僵化的雕塑基本被淘汰,“恐怖的不锈钢”现象得到了有效的缓解。其次是雕塑家的自我中心意识在消除,公共意识在增强,慢慢的变多的雕塑强调多元的表现方式,强调雕塑与当代人的精神、现实保持密切联系。最后是雕塑家更看重艺术的文化力,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把艺术融入生活、如何用雕塑提升文化形象甚至构筑城市的品格。

  中国的文化在所有的领域都有自己一套非常独立而完整的体系,之所以雕塑比其他艺术发展得“慢”,是因为过去一直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它的发展。今天的中国雕塑正在经历蝶变,从西方中心的影响下走出,成长为一种独立、扎实、丰富、蓬勃、强大的现代艺术。上述两个问题的演进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学习、转化、创造的路径,我认为尽管其中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,但是整体看来是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,它预示了中国雕塑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发展趋势。

  有一次,我与艺术理论家孙振华交流,他问我:“在今天的艺术格局当中,有前卫的,有传统的,各人有各人的定位,你对自己是怎么定位的?”我思考了很久,从我个人经历来说,20世纪80年代我考研的那几年,让我与先锋艺术浪潮保持了距离,后来在欧洲的游历又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位置与能力。在艺术观念上,我不采用前卫、先锋的姿态;在艺术趣味上,我不选择刺激、挑衅的口味;在作品的形态上,我不主张激进、极端的方式。这相当于在足球比赛里我打了一个中场,进可攻退可守。总体来说,我还是一个学院派,是一个有约束的前卫、积极的保守、有原则的创新和有变革精神的学院派。

  中国现代美术继承的是西方的古典传统,我们的现实主义就是西方的古典主义;而西方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,所追寻的是东方和别的地方的审美经验。这是一种互相学习、互相融合的状态,我们缺少的要学他们的,他们缺少的要学我们的。我以为,经过近代一百多年的融合发展,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东西交汇的中心点,一切艺术样式,无论新旧,都能找到它的一席之地,这便是我们实践的基础与优势。

  打“中场”,就是全方位地吸收学习,通过这一种方式,走出第三条道路。它既不是复制传统,也不是纯粹模仿西方现代艺术,而是对东西方的传统与现代进行传承、转化与创造。2000年左右,我提出了“传统雕塑语言的现代转化”这样一个学术主张,即: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中发掘可以被借鉴吸收的优秀传统,进行创新性发展、创造性转化,构建具有当代东方艺术特征与精神内涵的艺术体系。我认为,中国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思想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上,只有对中国文化有深刻领悟,才会对中国艺术有真实的理解。有针对性地对传统进行学习研究,汲取传统的营养,借鉴文化理念和视觉元素,进而构建中国现代雕塑的传统,是今天雕塑人所面对的重要课题。

  为什么要回溯传统?因为,拥有自己的传统,是一个民族,一个行业得以延续、生长的根。今天的中国雕塑所面临的问题比起其他艺术更为复杂,比如现代与传统的关系、东方与西方的关系、艺术与社会的关系、作品与环境的关系、作品与现代科技的关系等等。而从传统出发,以自身的生存经验、体验方式和价值观出发,是雕塑家在回应这一系列问题时的必答内容。

  文化艺术的传统是什么?是历史长河中,前人创造并流传下来的有造型审美价值的一切物象,以及背后所凝结的时空观念、生命认知、哲学理念、审美体系、情感体验、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。举例来说,秦陵兵马俑与希腊《胜利女神》是同一时期,西汉霍去病墓的石雕与罗马雕塑是同一时期,山西高平的铁佛寺彩塑与米开朗琪罗的《大卫》是同一时期。这些古代优秀作品是世界顶级的,完全不逊于当时其他文明。除此之外,中国古代的文字、玉器、家具、建筑等等都是伟大的创造,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,传统留下的遗产太丰富了,我们一定要有自信。

  无论东方传统还是西方传统,都是很好的文化,但在今天的现代语境下,必须要将其转化出来。什么是转化?转化是事物A通过某种途径转变为事物B的一种方法,它不是简单的变化,是要对两者进行创造性重构,且A必须包含B文化基因。什么叫创造?创造就是找出新方法、建立新理论、创作新作品。创造有三条路径,首先是继承传统,从“有”到“再有”,这是一种超越;其二是反叛传统,从“无”到“有”,这是一种发现;其三是传承传统,是从“有”到“新有”,这是一种转化。

  转化的方法有很多种,比如:摹写自然、心写自然,无论哪一种都需要有大气象、大境界、大格局,都需要有真功夫和真言语。转化的目的,就是在当前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格局中,通过对古代和现代文明的学习,通过对传统的追溯,借助传统的力量,建立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联系,传承经典、立足当代、面向世界,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。

  艺术家必须保持对社会的思考,考虑以怎样的精神追求来延续文化生命并融入自己的创作当中。2013年,我在德国做了一个大型个人展览。展览名字叫“穿越”。我把精灵、莲和大觉者三个系列二十余件作品带到了欧洲,展览时来了很多西方艺术家和评论家,有文章把我的作品称之为“东方泛灵主义”,脉络与西方相似,精神气质却完全不同,在西方的枝丫上结出了东方的果实,而这也正是近二十年来我思考问题、创作和举办活动所一直坚持的方向。

  西方的社会生活中,随处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雕塑,这已经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,也修了很多城市雕塑,比如深圳的《开荒牛》、重庆《歌乐山烈士纪念碑》、沈阳《九一八纪念碑》等作品,这些早已成为城市的名片和文化的象征。

  1982年,在建设部、文化部和中国美协的领导下,成立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,“城市雕塑”一词被正式提出。这个词反映了艺术家对于雕塑与公共关系的阶段性认识。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,城市雕塑代表了城市艺术文化的水准,它的建造也是政府管理工作的一部分,因此政府的认可必不可少。而“城市雕塑”一词出现之后,有些艺术家曾经陷入了“艺术创作者”与“工程包工头”两种身份的矛盾之中,一些人在脑子里把这两件事情对立起来,认为搞城市雕塑是在“搞钱”而不是“搞艺术”,甚至一度敬而远之。自2000年以来,随着公共艺术概念的普及,这种情况在逐渐改变,艺术家们开始更新对于雕塑公共性的认知,越来越多的雕塑家投身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创作。

  当然这些年我们还是交了不少学费,一些雕塑概念僵化、粗制滥造,忽视了城市雕塑应有的艺术美、材料美、工艺美、功能性和文化性,导致了浪费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作品如果做不好,立在外面是要挨骂的。我们常常能够听闻一些编排雕塑的顺口溜,也常会有机构在评哪个是最丑雕塑,尽管如此,每年仍然有很差的雕塑立起来。如何杜绝视觉垃圾,解决城市雕塑发展的乱象?关键在于要让有品质的作品走进公共空间。

  自2000年在杭州太子湾公园策划首届西湖雕塑邀请展以来,我作为策展人先后策划了几十个大型公共雕塑项目,从大量的实践经验中,我发现,一件好的户外雕塑应当具备这样一些要素:要有好的想法,选择合适的艺术语言与作品规模来表达,要考虑作品与环境的关系,还要有精良的制作。“立意”“风格”“材料”“尺寸”“环境”,这是评判公共雕塑的五要素。具体而言:立意,艺术家的概念与构思通过作品的表述来呈现;风格,展示的是艺术家的天赋与魅力;材料,这是雕塑的载体,材料的运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示作品的意图;尺寸,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,不同的大小比例彰显出的体量带给观者的体验和冲击截然不同;环境,作品与环境的关系是影响雕塑成功与否的最终环节。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户外,几乎所有雕塑作品都受这五个要素的影响。

  对于研究公共雕塑的学者而言,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很难用“好”“坏”这样的词语对作品做出简单判断。因为公共雕塑是以美化城市环境、传播文化艺术、服务大众生活为目的的实用项目,它是多领域交叉成长相互碰撞的最终结果,同一件作品在不同的环境中效果有可能完全相反,这与作品的材料、体量、环境等诸多因素相关。“五要素”秉着问题越具体、标准越明确的逻辑,深入聚焦雕塑作品所涉及的各个环节;它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看待雕塑,好雕塑中有不足的地方,坏雕塑中同样有可取之处。这就很好地解答了公共雕塑“为何好,为何坏”的问题。

  什么才算是一件成功作品呢?我以为,一个称得上成功的公共作品,五要素里面至少要达到三赢,即政府认可、老百姓认可、艺术家认可;还有这个作品放到这个环境里面是协调的,这是环境的认可,这也很重要。如果继续提高,达到四赢或者五赢,那这个作品就可以称之为完美了。

  这些年我在主持中国雕塑学会的工作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积极推进雕塑公园的建设。

  现代雕塑公园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,它是城市发展过程中,用来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。我国的雕塑公园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,到今天有三十多年的历史,它并不是一个陌生主题,不同时期建设的雕塑公园记录着地区文化的发展,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尤其是最近十年,雕塑公园在美化城市环境、调节人文生态、弘扬区域文化、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、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正面的作用。它连接起政府、景观设计师、雕塑家与公众等多个领域,作为“大众文化”与“精英文化”转化博弈带,围绕公园展开的各种活动解决了环境美化问题,也解决了城市雕塑发展的困境,从另一条途径建构了城市性格。

  2011年中国雕塑学会受地方政府委托,正式牵头策划雕塑公园。十年来在7个城市组织大型雕塑创作活动16场,建成大型专业雕塑公园6座,落地5米以上的大型雕塑1000余件,覆盖城市公共空间10000余亩,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,其中系列方法与模式构成了雕塑公园发展的重要经验。

  中国雕塑学会一直在探索建设一个“成熟的评价机制”,即政府出资举办雕塑展,挑选艺术委员进行评选并向全世界邀请艺术家参赛。参赛作品需要经过三轮评选,一是想法的评选,二是雕塑小稿的评选,最后作品放到公园里再评选,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合作机制。被赋予信任的艺术委员则需要对政府和艺术家负责,并且将环境影响与观众态度纳入考量。

  以芜湖雕塑公园为例,公园通过政府、艺术高校与学术机构联合发展的方式,依托每年举办的“刘开渠奖国际雕塑大展”,持续进行公共雕塑展览与收藏,这样的形式被业界称为“芜湖模式”。芜湖雕塑公园2011年才开始建园,从一座荒山到“中国雕塑之城”、国家3A级景区只用了10年的时间,国际雕塑公园联盟主席格楚·爱希理曼(Gertrude Aeschlimann)认为它可以排进世界雕塑公园的前五名。

  再比如郑州雕塑公园,在“芜湖模式”的基础上,公园建设过程中形成更详细的流程规范。从调研策划、公开征集、平面稿评选、立体稿展览,到加工制作、监制、定点、安装,每一个环节都建立了标准和规范。建设过程中对于雕塑的高标准和严要求,倒逼了雕塑产业的升级,因此被业界称之为“郑州标准”。总体而言,今天中国的雕塑公园,不管是数量、材料、想法、制作、对环境的控制等方面都做得比较好,与欧美顶级雕塑公园的距离正在缩短。

  从这些年努力的结果来看,雕塑公园作用依旧很明显的。艺术家通过这几年的努力,公共意识在加强,责任心也在加强;领导在雕塑的建造过程中逐渐重视艺术规律,把握艺术质量关,宁肯少些,但要好些;公众对于雕塑从不知道到知道,从没感觉到有感觉,从不理解到理解,对艺术的认知在慢慢提高。这是我最乐意看到的,公共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它要体现公共性,公众的意见、参与、认知水平和接受态度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
  如今,从基本的建设到文化建设,社会条件与大环境慢慢的变好,为雕塑创造了极好的发展条件。可以说,今天中国的公共雕塑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黄金年代,中国的雕塑还有很大成长空间,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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